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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档案 - - 福州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驱“电光刘”企业兴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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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档案馆 陈惠芳福州名门望族——“龙山刘氏”是福州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上世纪20年代,刘家曾显赫一时,鼎盛时期拥有电气公司、电话公司、铁工厂、制冰厂等20多家企业,几乎控制着当时整个福州城民族工商业的命脉,被福州百姓誉为“电光刘”。笔者借助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还原刘家工商企业的发展轨迹,以飨读者。一刘家祖先原籍河北省大名府龙山镇,明宣德三年(1428年)迁到福州。自始祖至第九代世代为官,第十代改为经商,第十二代起又弃商为官,到第十五代刘齐衔(字冰如)官至河南布政使,曾一度署理巡抚。刘齐衔用20多年为官积蓄的钱,购置福州宫巷三座大房屋和福州北门、雷峰山、石仓、闽侯县科贡乡等数百亩土地。其中除宫巷房屋供子孙居住外,其余用于出租。他还在福州开设德成、即成、复成三间典当铺。刘齐衔有7子,长子学慰,次子学恂。齐衔死后,学慰于1878年在福州开了一家颇有名气的天泉钱庄。刘家通过当铺、钱庄、土地、房屋赚得了大笔收入,为日后发展民族工商业奠定了物质基础。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洋务派发展实业也有了一定成绩。工业的高额利润打动了学恂的心,使曾在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主办的企业中工作过的他萌生将资金投向工业企业的念头。1890年,学恂利用管理家产之便,除自己出资一部分和向外挪借款项外,还用公房款项凑集创办了一家糖厂,但因技术落后,管理不善,不久便停办。1893年,学恂将厂房改为仓库,囤放纸张,经营纸行,但不幸又遭火灾而失败。短暂几年的两次失败无疑打击了对工业发展充满梦想的刘学恂,从那以后,这个勇于冒险的先行者似乎安静了许多,不再继续他的尝试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孩子在这条充满诱惑的路上前行。他的失败经历则成了一次伟大尝试,拉开了刘家工商业发展史的序幕。二距离糖厂失败10余年后,陆续留洋回国的刘家子弟开始商量该做什么,这些见过世面、对外面的新鲜事物充满兴趣的年轻人首先把目光投向电气行业,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电就谈不上民族工业的立足和发展。1910年(清宣统二年),刘家5兄弟与陈之麟、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等人,将一年前刚开办就因资金不足、设备残缺而难以为继的耀华电灯公司买下,创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办时股本定为12万元,刘家出资4万元,占股本的三分之一,由刘学恂次子刘崇伟(字健庵)为发起人,担任公司董事兼经理,五子刘崇伦(字雅扶)为技师长(总工程师),刘家一开始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和技术管理权。1911年福州电气公司开始向福州城内和万寿桥两岸供电,从此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的福州城开始出现了点点灯光。1911年电灯用户234户,电灯数2998盏,1924年电灯用户11743户,电灯数64953盏。公司起先仅限于提供生活照明用电,1920年前后,逐渐扩充到提供生产动力用电。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规模也不断扩大,发电能力由1912年的300千瓦增至1927年的2500千瓦,固定资产增至220万多元,利润也逐步增加,每年纯利保持在15万元左右。初战告捷使刘家子弟深受鼓舞,很快他们又接办了福建电话公司。福州早在1897年就设有电话,是由德商置办的磁石式交换机,只在各国领事、洋行及部分洋人住宅间通话。1904年,福州总督衙门安装磁石交换机,但仅供官府使用。光绪三十年(1906年)创设的官商合办的“福建电话公司”,是福州市最早的商业性电话,但规模很小,电话号码仅百余号。民国成立以后,官方拟将电话移交民办。1912年,刘家以1.5万元的价格接办,成立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刘崇伟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当时电话还是奢侈品,无法像电灯那样走进千家万户,但机关、学校、医院、商店、公司、工厂已普遍使用。公司发展较稳定,电话机从200多架增加到800多架,电话费收入也逐年增长。随着电灯、电话用户的不断增多,“电光刘”的美誉不胫而走。为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刘家将发展实业的抱负逐一付之实施。为开辟动力用电途径,先后创办电气公司附属修理厂、精米厂、炼糖厂、福州冰厂、福州油厂、建兴锯木厂等;为解决电力燃料问题,1920年在建瓯创办梨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刘家还设立大用和同光两个电料厂;1922年设立电气公司分支机构——连(江)琯(头)电灯公司;为垄断电料的供销,创办玻璃厂专制灯泡和灯罩;为解决资金困难,1922年还在福州城内和南台两处设立存款处,吸收社会游资。1927年,刘崇伟、崇伦兄弟二人还合资成立“刘正记”,经营运输业和商业。“刘正记”向海军购买一艘千吨轮船壳,另外购一套锅炉装配成“建新”轮,为电气公司装运台湾煤,它的成立,既解决了台湾煤运输受制于日商轮船公司的状况,又由于业务稳定,刘家兄弟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留学国外的刘家子弟,不但掌握一套现代工业技术,而且还掌握股份公司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刘家网罗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开设技术传习所,广收学徒,从而拥有一支颇为庞大的技术、管理力量。这在当时的福州是无人可比的。随着刘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以电气公司为中心,包括燃料生产和运输、设备修配、机件制造、电料生产和销售,使用电力生产产品的一整套的企业集团,刘家的事业如日中天,刘家一跃成为福州首富。然而,刘家子弟所梦想的永不止这些,他们还设想建水电站、开采地下矿藏资源,如派人勘测古田溪和九鲤湖的水力资源;派人勘测建瓯金矿、永泰铜矿、安溪铁矿等等。然而,在那各种政治势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年代里,这些美好的愿望最终都没能实现。三在秩序混乱、封建军阀官僚巧取豪夺的社会里,刘家家族企业注定要在艰难中曲折发展。随着刘家企业的蒸蒸日上,一些封建势力、地方官僚开始垂涎刘家的财富。特务头子林寿昌在匿名信内装两颗子弹向刘崇伟勒索2万元,未遂,又派人向其光禄坊住宅投掷炸弹。类似的敲诈勒索事件时有发生,搞得刘家不得安宁。梨山煤矿公司的煤炭在运往福州的途中,常常遭军阀、恶霸、土匪的勒索敲诈和抢劫。1922年,许崇智率领的广东军政府东路讨贼军入闽,经建瓯到达福州,沿途拉夫,煤矿工人均被拉走,公司遂告停工,这给电气公司带来意外的财产损失。同年,由于政局变动,福建银行倒闭,天泉钱庄资金周转困难,电气公司自开办以来首次陷入财政危机。1926年底,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鼓舞下,电灯、电话两公司员工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向刘家提出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十项要求。灯、话员工的斗争持续了一年。1927年初,一些小股东私自成立非常股东会,要求清算财产,同年底向刘家提出接收公司的要求。灯、话员工的大工潮和非常股东会风潮,使刘家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而让刘家电气公司遭受更大打击的,却是窃电、欠费和拒不付费问题的日益突出。不仅军警、特务、地方流氓、台湾浪人、封建官僚士绅窃电、欠费,学校团体甚至普通居民用户也纷纷效仿。据1930年4月至1931年3月年度统计,被窃电数竟占发电总数的42%,加上倒帐损失高达48%,也就是说在发电总度数中,几乎有一半左右是白白送给别人的。公司收入锐减,企业经营困难。自1929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外货倾销我国市场,煤价也不断上涨。1931年“九·一八”事变,福建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不能再用台湾煤炭,而改用价格昂贵的开滦煤炭。这一切使刘家的核心企业电气公司深受打击,从1927年起,公司经营即很不景气。刘家的其他企业也同样面临危机。电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资金周转困难,营业不振,1926年股息降至1分以下。建兴锯木厂、福州油厂均于1927年因电气公司出现困难,宣告停办。福清和连(江)琯(头)电灯公司,因受地方势力的抵制破坏,困难重重,于1929年也相继停业。仅剩下冰厂、附属修理厂及刘正记三家企业的境遇,差强人意,但无补大局。四刘家不愿意多年的苦心经营附之东流,于是想方设法重振旗鼓。为解决窃电、欠费问题,刘家四处奔走,1931年2月,省府终于成立整理电气事业委员会,破获不少窃电案件,欠费问题也解决一些。1929年2月,刘家解散旧财团,成立新财团。同年底,新财团承接了电气公司附属冰厂,改名为成记冰厂,配置日产冰片20吨的机器一部,大量出产食用冰片和渔用冰块,用小火轮将渔冰运往渔区销售,另在厂内设冷藏库代客冷冻渔产品,在市区设门市部零售食冰。1930年,将刘正记改组为刘正记轮船公司,专营运输业务,同时成立公大商行,专营进出口采运和贸易业务。轮船经常行驶天津、营口、大连、秦皇岛、涵江、泉州、台湾等码头,公大商行在上海、青岛、涵江、营口、天津等地设有分庄或代理处,营业一度曾相当发达,如黄豆豆饼和花生油的售量占福州市场总销售量80%以上。在考察日本、台湾电气化农场后,1929年刘家创设电气公司农村电化部,计划“通过募债筹集资本,以试验场为推广方法,在8年内逐步使闽侯县属约70万亩田地尽用电力灌溉,并使农村普遍使用科学方法养禽育畜。”又在农村电化部之下,设科贡和石仓2个电化农场,分水稻、园艺、牲畜、昆虫等4部进行试验、研究和推广工作。电化农场办得有声有色,一时之间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1935年,架设总长22.6公里的33千伏输电线路,向长乐莲柄港输送电力,灌溉5万亩农田。福州至长乐,一条宽阔的乌龙江横亘其间,便在两岸修建高54.9米的铁塔,电线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横跨江面730米。这是当时我国跨距最大的过江输电线,成为闽江两岸最为迷人的一景。此外,电气公司还新增了一台三千瓦发电机,将其附属修理厂改组为福电铁工厂,将电话公司人工交换机改为自动电话机。然而,这种种努力最终也未能挽救刘家企业的危机。1932年,刘正记轮船公司的“大新”轮在山东海门触礁沉没,同年“建新”轮在一次航行中搁浅,公司从此一蹶不振。1933年,业务宣告结束。受其影响,1935年,公大商行业务也宣告结束。刘家核心企业电气公司也负债累累。1933年,天泉钱庄因市场不景气倒闭。1935年,电气公司向中国银行提出续借120万元的请求。此时宋子文官僚资本势力想借借款关系,与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勾结,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接管刘家的电气公司,于是提出要电气公司交出全部管理权为条件。刘家岂能如此轻易地将多年的心血拱手相让,双方的谈判持续了一年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五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崇伦、刘爱其惨遭军统特务绑架而死,刘家失去最重要的核心力量,这对本已危机四伏的刘家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之后,由崇伟的次子洪业主持刘家企业。1939年,日寇飞机疯狂轰炸福州,电气公司先后8次被炸,莲柄港输电工程被炸,发电所损失严重。1941年福州沦陷,长乐莲柄港抽水设备全部被抢,输电线路全部被炸,公司向莲柄港输电就此停止。1944年福州再度沦陷,财产损失严重,到抗战后期,公司库存材料几乎荡然无存,企业满目疮痍。电话公司的业务也在两次沦陷期间彻底地衰落。普通用户基本停止通话,只有日寇和伪机关等通话,公司收入极端短绌。刘家的冰厂也因抗战以后海口封锁渔业衰落而衰落,到1944年,冰厂仅制小块冰片及冰淇淋,改名瀛州冰淇淋制造所。福电铁工厂于1939年迁往南平,由于战乱,机器商品无法输入,工厂业务在夹缝中一度异常发达,产品行销闽、浙、赣、湘、皖等省。然而,铁工厂的繁盛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东南各省战事的节节失利,铁工厂产品销路也逐渐缩小。1946年春,铁工厂迁回福州,在迁厂过程中,一艘载有贵重机器的货轮失事沉没,损失惨重,铁工厂从此衰落。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对千疮百孔的刘家企业来说,战后的恢复又谈何容易。资金、能源、外汇问题困扰着电气公司。窃电之风变本加厉,大官大员带头窃电,反动军警、特务更是明目张胆地抢电。此外,各种苛捐杂税也压得人喘不过气。1947年,通货膨胀更加剧烈,物价狂涨,给电气公司以毁灭性的打击。公司因收支不平衡,转而克扣工人工资,劳资矛盾更加尖锐,劳资纠纷时常发生。在走投无路中,刘家决定放弃电气公司。1948年3月,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台湾电力公司和刘家三方签订官商合办协议,同年6月在南京举行新公司成立会,将公司更名为福州电力公司,名为“合办”,实际经营管理大权操纵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手中,刘家未得分文股息。刘家鼎力经营数十年的核心企业电气公司就这样被官僚资本所吞并,其他企业的境况,同样也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到解放前夕,电话公司已处于“电话不灵”的瘫痪状态。福电铁工厂和刘家冰厂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维持门面而已。